文/郑焕章

晋江市东石镇岱峰山的南天寺，初号“石佛岩”，亦称“石佛寺”，因内有南宋时依山崖雕就的三尊大石佛，寺之内外的岩石上还有四段古代的摩崖石刻，1985年就被列为第二批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在四段古代的摩崖石刻中，最引人注目且闻名遐迩的是落款王十朋书的“泉南佛国”四个大字。它镌刻于寺西北侧山坡上，阴刻楷书，双行竖排，字径高1.85-2米、宽1.5米，书法俊秀遒劲，雕工相当细致精美，堪称泉州历代摩崖石刻中的上乘之作。可是，自古以来对这段摩崖石刻的镌刻时间都记载不一，令人莫衷一是。

古代对于这段摩崖石刻镌刻时间的记载不是交代不清，就是与史实不符。现今所能见到的古代志书，最早记载此者应是明代何乔远的《闽书》，其曰：

岱峰山，有石佛岩。相传未岩时，石有夜光三道。宋嘉定中，僧守净异之，镌弥陀、观音，势至三尊，刻“泉南佛国”四大字于傍。

之后，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也有同样的记载，曰：

守净，……嘉定中又尝镌石佛于安平岱峰山，刻“泉南佛国”四大字于傍。

从这两则记载来看，这段摩崖石刻系僧守净于南宋嘉定年间（1208—1224年）镌刻的，但没有指明“泉南佛国”四字为谁所书。而清乾隆、道光两部《晋江县志》是这样记载：

安海城东大石佛寺，在安海城东十里许。未岩时，石夜有光三道，僧守净异之，镌弥陀、观音、势至三像，高六丈余。旁有大石，刻“泉南佛国”四大字，王梅溪笔也。

这两部县志虽有指明“泉南佛国”四字为王梅溪，即王十朋所书，但没有明确交代其镌刻时间。

明确交代这段摩崖石刻的镌刻者（立石人）和镌刻时间者，则是清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，福建水师提督吴英撰书的《南天禅寺碑记》，其记载曰：

岱山石佛岩去城五十里，泉之晋江名胜也。宋嘉定丙子，一庵净师过此，夜见峭壁灿光三道，知是山萃众岳之灵，遂募镌弥陀、观音、势至三尊，建造殿宇，因就石佛为号。后郡守王梅溪爱其山川之丽，勒“泉南佛国”四字，以纪胜游。

此碑记明确交代“泉南佛国”这段摩崖石刻是时任泉州郡守王十朋来游石佛寺所镌刻，时间则在南宋嘉定丙子（九年，1216年）一庵净师即守净建造石佛寺之后，但与史实不符。

王十朋，字龟龄，号梅溪，浙江温州乐清人，南宋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年）状元。据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载，他于乾道四年（1168年）出知泉州，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。新编《泉州市志》更详细地记载，王十朋是乾道四年（1168年）冬十月来泉州上任，五年（1169年）冬就卸任，六年（1170年）春离开泉州，七年（1171年）卒于家。于此来看，吴英记载王十朋在嘉定九年（1216年）之后镌刻这段摩崖石刻，是完全与史实不符，殊不知此时王十朋已离开泉州很久，而且不在人世将近半个世纪了。《闽书》和《晋江县志》的作者，恐怕亦基于这个原因，故而记载不清，含混其词。

为何古代对这段摩崖石刻的记载不是交代不清，就是与史实不符呢？究其原因，很可能是该作者没有亲临其境，或是没有仔细观察，因为这段摩崖石刻在“泉南佛国”四个大字的左右两侧还各有一行小字的落款。其左侧下方，可惜现在的字迹已漫漶。不清，应是镌刻何人所立；右侧除下方清楚地镌刻“王十朋书”外，上方还镌刻着年款，就是镌刻这段摩崖石刻的时间。当时，他们若看到这个年款，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错误。

此年款为竖排行楷，字径只有八厘米。由于它字径小，雕琢不深，加上长年苔藓覆盖，使之字迹有些模糊，但若加以清理或拓片，仍可辨认出来。然而，不知何故，它却在今人的记载中出现多种版本。

1959年，华侨大学陈允敦教授在《泉州名匾录》中记载此年款为“时至正二十六年乙酉七月乙未”，可他认为“泉南佛国”四个大字是南宋乾道年间王十朋任泉守时所题刻，而此“署款之时间乃元末人所添”。

2002年，晋江市文史研究者粘良图先生在《晋江碑刻选》中记载此年款为“时乾道乙酉七月乙未”，可他在“注释”中说：“其题款乾道乙酉为乾道元年（1165年），则与王十朋来泉州时间不符”。

2012年，粘良图又与陈聪艺在《晋江碑刻集》中记载此年款为“时至口乙酉七月乙未”，并在“说明”中言道：“从拓片’至口乙酉’看来，刻石的时间或在元至元年间。”

2013年，泉州文史研究者王明健、陈鹏鹏先生于《寻访王十朋在泉州的足迹》一文中记载此年款为“时至正二十六年己酉七月乙未”，并写道：“这说明，此石刻为元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七月十五日所镌。”

此年款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记载，到底哪个是准确的呢？笔者认为，粘良图和陈聪艺在《晋江碑刻集》中的记载当是最准确的，因他俩是根据拓片记录下来，遗憾的是年号“至x”没有判断出来，而且错误地推测为“至元”。为何说它是错误呢？因二十多年前，笔者曾到南天寺考察，那时这行年款经过清理字迹尚可清楚地辨认出来，记得镌刻的年号是“至正”。由于这行年款用行楷书写，“正”字行意较浓，不大好辨认。因此说，陈允敦教授和王明健、陈鹏鹏两先生记载其年号为“至正”是准确，但不知是何因故，他们都在年号和干支年中间画蛇添足似的加上“二十六年”四个字，因这行年款根本没有镌刻这四个字，而且王陈两先生还将干支年“乙酉”记载为“己酉”。查《中国历史年代简表》，“至正”只有“乙酉”年，而无“己酉”年，况且“乙酉”年是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，而不是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。如此说来，这行年款镌刻的是“时至正乙酉七月乙未”，这才是准确的。

上面谈到，1995年陈允敦教授在《泉州名匾录》中写道，这行年款与“泉南佛国”四个大字不是同时镌刻，乃为元末人所添。他是这样叙述的：

惟因二三十年前庄为巩教授倡言否定，谓该寺三石佛镌成于嘉定年间，其时王十朋早殁，而大胆断定谓该四大字系他人伪托。今见《晋江新志》及《西山杂志》所载，说明南天寺三尊佛像正于乾道年间塑成，时十朋正任泉守，庄氏之否定自然冰释，字属王十朋书无疑。至于旁边署款之时间乃元末人所添，非王氏笔迹，不能作力依据。

“泉南佛国”四字是否为王十朋所书呢？在这行年款的下方明白镌刻着“王十朋书”四字，清乾隆和道光《晋江县志》也记载它系“王梅溪笔”；陈教授还将它与王十朋留在泉州的其他笔迹比较，判断其笔法腕力“略无差异”。所以说，“泉南佛国”这四字不会是“他人伪托”，应是王十朋的真正笔迹。

但是，王十朋在泉州时，岱峰山上尚是一片荒芜，并未出现大石佛和石佛寺，他怎会妄自为之题写“泉南佛国”四字呢？至于陈教授根据《晋江新志》及《西山杂志》所说的三尊大石佛是南宋乾道年间塑成，当不可为信。因《晋江新志》乃厦门大学庄为巩教授所著，1985年第三次印刷出版，查无记载此事；《西山杂志》则是清嘉庆年间晋江东石人蔡永兼所撰，未曾读过，而新编《晋江市志》《泉州市志》有引其言，曰：“石佛寺，宋嘉祐元年始镌石佛未竟，乾道四年成之。嘉定丙子年寺扩建。”

这与清乾隆、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的记载出入很大。据说，《西山杂志》是手抄本，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它是冷眼视之，认为其内中有许多记载不能令人信服。又，粘良图、陈聪艺在《晋江碑刻集》中记载，在“泉南佛国”四大字的左下方尚镌刻有“开院 缘比 正圆化 主僧普云立”等模糊字样。看来，这几位立石人很可能是石佛寺的僧人。所以说，“泉南佛国”四字既不可能是王十朋亲自为石佛寺题写，也不是他亲自立石。

依此而言，那石佛寺王十朋所书的“泉南佛国”这四个字是从何而来的?洛江区马甲镇的双髻山（仙公山）的下隘门峭壁上有段镌刻王十朋书、蔡希秋立的“佛国”摩崖石刻，通常认为它是王十朋亲自题写的。那石佛寺是否从它那里仿刻的？双髻山只有“佛国”两字，而且陈允敦教授已判断它“似是从南天寺仿刻无疑”，又据说它是民国时仿刻的。因此说，石佛寺的“泉南佛国”四字绝不是仿刻双髻山的。于是，从上述的各种情况来判断，笔者认为，它应当是石佛寺的僧人于元至正五年（1345年）七月集王十朋的笔迹而镌刻的，一者以表达对这位有恩泽于泉州士民的先贤的敬仰和怀念，二者可增添该寺的景点和文化内涵。

概言之，晋江南天寺（石佛寺）的“泉南佛国”摩崖石刻虽为王十朋的笔迹；但从考古学角度而言，它并非宋代石刻，乃属于元代石刻。尽管如此，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。

注释：

1（明）何乔远《闽书》卷七“方域志”。 2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六十五“方外”。 3清乾隆《晋江县志》卷十五“杂志寺观”，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卷六十九“寺观志” 4该碑镌刻于南天寺内石佛旁的岩壁上。 5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三十六“文职官”。 6《泉州市志》卷五十一“人物”，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。 7 11 14陈允敦著《泉州名匾录》第19页，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。 8粘良图编注《晋江碑刻选》第27页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。 9 13粘良图、陈聪艺编注《晋江碑刻集》第26页，九州出版杜2012年7月出版。 10王明健、陈鹏鹏《寻访王十朋在泉州的足迹（下）》，《闽南》2013年第6期第51页。 12《晋江市志》卷三十六“文物”，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3月出版；《泉州市志》卷四十三“文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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